所说黄军帽的故事就是“文革”期间解放军戴的夏季制服帽，其实是草绿色的。为何不叫绿军帽，或许和绿帽子的另外一个含义有关，那我们就约定俗成继续称之为黄军帽。

　　

　　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自从伟大领袖一身戎装登上天安门城楼，从此军服军帽风靡大江南北，不仅解放军穿戴，已转到政府任职的国家主席、政府总理等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一时间也都重新穿起了崭新的军装。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尽管没有军籍，也想方设法地穿，只是不戴领章帽徽就是。没有全套军装，戴顶军帽也觉时尚；没有真军帽，来个山寨版的，扣在头上也觉神气。当时黄军帽，不管真假，绝对是中国男人的时尚标配。而且这种时尚，从1966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可谓一领风骚二十年！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小男人，没戴过黄军帽的少之又少。我爸是个例外，他真就从没戴过，从没赶过这个时髦！

　　

　　我爸自己没戴，却不反对我们兄弟戴。我二哥戴得时间最长，我其次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既然是那个时代的标配，吾生虽晚，却也赶过时髦，而且差不多一戴就是十多年。到现在要写这篇小文的时候，想想竟自哑然失笑——因为我戴了十几年黄军帽，却好像从没戴过一顶正牌货。直到我娶了个女兵当老婆，大冬天才第一次扣上了顶真正的绵军帽。

　　

　　我头次戴黄军帽时，还是个小屁孩儿。那时看哥哥戴，同学戴，个个精精神神的，就羡慕嫉妒，于是就回去跟我妈闹着要。我妈上哪去弄？她只好买块黄布自己照着做。尽管做得十分逼真，但还是被同学们看出了端倪。我同学有好几个当兵的孩子，他们戴的军帽不仅和我的军帽在用料上有细微差别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们的帽里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小方印，上面印有“番号”“部别”等字样—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标志！有了真假区别，这让我十分泄气。后来发现其他同学戴的也都是山寨版，慢慢心里也就释然了。

　　

　　不久爸爸外出带回两件宝贝：一个黄书包和一顶黄军帽，书包给了二哥，军帽给了我。我翻看里面虽然没有印章，但布料和做工却和真正的军帽没什么不同。我想，或许真正的军帽也有不盖章的罢，于是便也如获至宝地戴在头上兴高采烈起来。为了不让汗渍浸脏帽沿，我也学哥哥的样子，叠一圈纸条垫在帽沿里。为了防止丢失，我还用圆珠笔在帽沿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每次戴军帽，我都对着镜子，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，哪有塌陷都会把它抻起来。妈妈看到了，一边笑一边说我：“一个男孩子还这么臭美！”

　　

　　同学们发现我换了新军帽，翻看帽里子却不见红印章，我就编说是我爸从军队被服厂里搞到的，还没来得及盖章。同学们这个试试，那个看看，个个羡慕的不得了。我也是当成了宝贝，上学也戴，放学也戴，就差睡觉也戴了。然而不料没戴多久就被人给抢走了。

　　

　　那是一次电影散场，我被挤在了密集的人流里。那时候我才有半个人高，脚尖儿稍微离开地面，便被人流夹着走，根本看不到前后左右。开始我还觉得好玩儿，突然感觉头顶被人抓了一把，用手一摸我的帽子没了！我天，这还了得。我急得立刻大声呼喊“谁摘了我的帽子？”“还我的帽子！”人流继续涌动，却没一个人搭理我。我看不清周围人的面目，像只掉进了枯井中的迷途羔羊，一边声嘶力竭地使用劲儿哭喊，一边两只小手在头上方乱抓，然而一切都徒劳无益。等我随人流涌出影院，才哭喊着找到了二哥。他听说我把帽子丢了也很着急，左找右找不是，就蹲下身来盯着人们纷乱的脚下，希望能有所发现。然而等人走光了，除了纸屑和烟头，甬道上什么都没有。我心爱的黄军帽就这样被人给抢走了，为此我难受了好多天。

　　

　　话说回来，那时候，别说趁乱摘军帽，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孩子抢小孩子军帽也不是啥新鲜事儿。我就不止一次看见有人从后面骑车一把掠走别人军帽，看人追不上了，还骑到前面回头嬉笑扮鬼脸儿。那年头，没丢过军帽的人好像也少之又少。

　　

　　1979年我上大学读书，到寝室一看，有一半同学都戴着黄军帽，甚至连讲课的老师也有戴黄军帽的。印象最深的，是给我们讲文艺理论的隋景山老师，人家戴的竟是一顶黄呢子军帽。每次上课他都端一个用麦乳精瓶子改成的茶杯，军帽一摘，一起放到讲桌上。下课了，一边戴军帽，一边拧上麦乳精茶杯盖，冷眼看去就像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的王政委。

　　

　　人们渐渐不戴黄军帽，是从时兴穿西装开始的。为了打击风靡全国的抢军帽风潮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公安机关就把抢军帽列为抢劫罪。在1983年治安“严打”中，一些抢军帽的街头小混混被纷纷判以重刑，抢军帽之风才被煞住了。随后，西风东渐，人们的着装打扮开始变得丰富多彩，年轻人中流行起长头发喇叭裤，戴军帽的人越来越局限在复转军人这狭小领域，最后到八十年代中期黄军帽基本退出了大众历史舞台。

　　

　　黄军帽，一个时代的标记，伴随“文革”而来，伴随“文革”而去，留下来的，只有它的故事和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。